学者研究 | 民国基督徒的个人主义想象与身份重塑

20世纪初，革命、思潮与运动交织，推动中国剧烈转型。民国基督徒是如何思考时代中个人与群体的关系？如何通过个人主义来重构自身身份？

5月17日在线举行的《中国基督教研究》2025年度会议上，上海大学杨卫华以“民国基督徒的个人主义想象与身份重塑”为题展开了讲座。

一、选题缘起

近代中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建构起现代民族国家。对个人而言，关键是要完成个人的现代转换。个体的现代转换就成为实现民族国家的重要基础。

杨卫华认为，在中国近代发起的每场运动都一脉相承。它们的焦点都在讨论个人和群体的关系。他说：“特别是个人主义曾扮演过一定的角色，在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得到高扬。”

“中国历史上，个人主义第一次得以正名是在新文化运动中。但随着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后期，特别是1925年后，个人主义转向了负面化。而这个负面化对中国近代的影响很大。”

基督教与个人主义的关联成为研究切入点。杨卫华引用西方学术观点：“基督教提供了最终汇成个人主义主流传统的最充沛的精神、思想资源及最主要的动力。”由此提出核心问题：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个人主义言说中扮演了什么角色？其在调解个人、群体与社会关系中发挥了何种作用？

二、一战至世界经济危机：西方个人主义的中国反省

1. 一战与个人主义的批判

过去，但凡提到个人主义，就会被视为西方现象，中国是没有个人主义的。杨卫华讲道：“最初，国内只是把西方思想界有关个人主义的资料进行翻译、介绍、反省。这个时期的资料数量较少，中国更多扮演接受者的角色。介绍西方个人主义的目的——为中国提供一种参照，不要步西方的后尘。”

民国基督徒思考个人主义始于西方对一战的反省。“当时，有许多传教士、基督徒接受了这个观念——个人主义要为一战来负责。”杨卫华讲到。

一战的罪魁祸首当然是狭隘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，但民国基督徒认为这个时期的国家主义是个人主义的放大。而这一观点和基督教对人类的意识和对世界的认识恰好相反。

杨卫华以叶启芳的观点为例：“欧战是没能实行基督爱的结果，欧美国家表面以耶稣之爱为面具，里面却充满了个人主义等差之爱的哲学，因此酿成战争。”

这一时期，个人主义被矮化，遭到了反省和批判，被质疑为“狭隘国家主义的放大器”，与基督教倡导的世界主义和人类互助理念相悖，提倡个人主义应更多转向推动公共福利或建设人类共同体。

但亦有少数声音反对这一归因，如《青年进步》一篇译文强调：“欧战是狭隘的民族国家主义膨胀而基督教世界主义不彰的结果，但不同意归咎为个人主义。”文章认为个人主义与世界主义虽然相悖，实则相容。“个人主义之根本所在，为个人对于宇宙独一之神而负责任，神为吾父，世界为吾同胞，此诚基督教最大之人生观。而个人主义与世界主义相融合之点也。”

2. 社会主义兴起带来的个人主义重估

1920年代，社会主义思潮兴起，劳工运动也在蓬勃发展。许多中国基督徒将贫富分化、劳资矛盾、社会乱象等问题归因为个人主义。

杨卫华提到：“当年，许多像爱尔武德、裴兰的西方作品得以翻译，著名的神学家华德也在中国巡回演讲。他们共同批判个人主义，认为西方社会的各类问题都是由个人主义所引起。呼吁从个人主义转向社会主义。更加注重社会公共福利，并在个人和社会间寻求平衡。”

民国基督徒也接受并认同了个人主义的许多弊端，期待以社会为本位，取代个人主义。

然而，民国基督教界，包括有些传教士认为中国不能简单地推崇西方。例如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甘路德，他认为中西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，西方已过了个人主义的洗礼阶段，正在寻求更多的社会意识以达到社会的统一，希望个人与社会能以一种经典的方式融合。而中国需补足“个人解放”一课，而非盲目追随西方批判个人主义。这一观点引发民国基督徒重新评估个人主义价值。例如：
谢扶雅认为，中国社会的弱点是缺乏社会意识，因为中国没有纯粹的个人主义。只有当中国的个人主义或个人意识发展起来，社会意识才有可能形成。
赵紫宸也指出在时代向群的转变中，需要警惕对个人的漠视。他认为不要变得有群而没有个人。别忘了个人本身是有价值的。“基督教应当为国家保存个人精神自由，中国需要独立不移的人们作国家的中坚。”
也有学者提出“调和论”：个人和社会，个人和群体之间要有调和。既要避免个人主义的弊端，也不要盲目追求团体主义。

3. 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中的质疑

1930年代，西方严重的经济危机与苏联计划经济的巨大成功之下，西方社会弥漫着一种质疑：个人主义、自由主义、民主主义还有价值吗？

国内的基督徒也开始追问：“个人主义还能生存吗？集体主义、社会主义真能把我们从个人主义带来的死亡中拯救出来吗？”

正如密勒所言——“个人可为集体所拯救”成为时代注脚。

三、抗日时期：国家主义下的个人主义困境

九一八事变后，个人主义被进一步“污名化”。基督徒学者将国难归因于个人主义。

吴耀宗说：“过去的个人主义，是演成现在严重的国难的一个主要的因素。”

马房若批评中国在最需要组织需要领袖时，却一盘散沙、没有纪律、不习惯大团体生活。原因是数千年封建思想的遗毒，加上近世“变种的个人主义”作祟。

他们一边批判却又相当谨慎地守护着个体的价值。他们反对个人主义，并不是说不尊重个体的价值。赵紫宸强调“效忠大我要为小我留下空间”。

另一方面，也要防范集体主义的过度。刘廷芳提出：“教会能证明人类社团的真谛……一方面反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，一方面反对蔑视人格的集团主义。”

南京青年会信条则界定：“基督教的个人主义不同于政治的个人主义。基督教认为每个人都是照着上帝形象造的，所以每个人的人格都是具有尊严和价值，并且时刻依赖上帝的人生才有意义。基督教不同于马克思主义：基督教天然会走向集体主义，基督教强调教会，相信人生是为集体，个人只有在集体生活中才能得到成全。”

他们追寻健康的集体主义，兼顾集体和个人，认为基督教在时代发展中不能缺席，也要走向集体化。要防范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恶化，要积极主动地介入进来，引领集体主义的健康发展。

四、战后（1945-1949年）：个人主义在中国的歧路与末路

二战后，个人主义在中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。西方个人主义因民主胜利而复兴，但在中国，个人主义却进一步负面化。

马鸿纲说：“第一要求上帝消除中国人的个人主义。”

吴耀宗的观点更激进，思考也更深。他对个人主义不只停留在道德层面的批判，还进行了制度层面的批判，将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、自由主义连在一起，为走向集体主义、共产主义铺路。

当然还有一些温和派，他们希望以基督教来克服个人主义。通过基督教的方式来弥合个人主义的不足，兼顾个人与集体，重视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的结合，注重个体的尊严与价值，同时注重社会公共福利。

杨卫华总结，民国基督徒通过双重努力：重构个人主义谱系，重塑基督教的合理身份；部分基督教思想资源对中国重构个体和集体的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。

这一探索虽未根本改变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命运，却为在时代背景下理解个体与群体关系提供了独特视角。